肖云儒《由复苏到复兴》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的生命正好以40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我马上就80岁了。在我三十八九岁的时候，“文化革命”结束了，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肖云儒先生

    一    

    那时我正下放在关中嵯峨山下的一个国防工厂，远离了我的本行新闻和文学，在工厂当秘书。在那看不到尽头的文革时代，准备在山沟里终老一生   1978年3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号召向科学进军，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作为一个老大学生，一个写过一点作品的人，我的心立即死灰复燃，春情萌动。我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山坡上，把那份报纸看了又看，泪眼朦胧，觉得不到40岁，还有机会挽回逝去太多的生命。   于是每天下班以后，借着落日的余晖在山坡上开始看书，没有多少书可看，就看哲学书。黑格尔有一句话启发了我：“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困境的时候你就去找哲学”。    在重新拣起书本的两三个月期间，人民大学新闻系高我一班的同学、在江苏工作的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修改，《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力推出，成为三中全会的理论基础。

    一个新的40年开始了。    当时我很激动，我与胡福明同窗三年呀。赶紧把自已的一个读书体会也写成一篇哲学论文，叫《要重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反思   “文化革命”十年，中国乱成那样，根子是一个斗字，总是把人群层层切割，制造各种各样的对立面。到处在斗，你斗我斗，这一派斗那一派，国外斗“帝修反”，把矛盾运动的斗争性超域、超载地扩大，超过临界线的扩大，给国家造成了灾难。   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呢？我在列宁的著作里找到了一个答案，他说辩证法是研究斗争的，但是归根到底是研究同一的，是研究对立的双方怎样在斗争过程中互相吸收、转化，然后锻造出一个新的平台，产生一个新的事物，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恍然大悟，原来辩证法不仅讲斗争，更讲同一。

    我写的这篇8000字的文章，在11月份《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全文发表，不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两天全文转播了。   敏感的人知道中国的春天要来了，但基层并不知情。当时我们单位召开了“帮助”我的会，说毛主席讲矛盾的斗争性，讲一分为二，你为什么讲同一性，讲合二而一？我有口难辩。那春寒料峭，正是乍暖还寒难以将息的时候。

    三中全会之以后，这篇文章被收进了《1978—1981年哲学论争集》。   是应该认真深入地想想，我们搞革命为什么？当然是为打破一个旧社会，但是那是最后目的吗？不，重建一个新中国才是我们的目的。建设新的社会，这正是矛盾同一性大可用武之时。   40年来，历代领导人无一不重视发挥矛盾同一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一上来就说，稳定压倒一切，对外不称霸，我们永远是第三世界；对内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不争论，同心协力搞建设，就要抓同一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党真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哲学基础。   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先后提出了和谐社会，提出了科学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什么叫和谐、叫协调？就是空间范畴上的同一，把各个板块的利益诉求整合在一起。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就是时间范畴上的同一，把各个时间段的不同情况整合到一起，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加重视发挥同一性的作用。国内的改革开放，就是发挥同一性作用，促进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我个人认为大致经过了四个时间阶段和四个空间区块的交错进行。“沿海开放”诞生了以深圳为标志的国际性大都市，现在发展为粤港澳湾区。粤港澳组合在一起，将与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域媲美。后来，提出围绕上海浦东的“沿江开放”，逐步形成沪杭甬湾区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力实现“沿路开放”。还提出了“沿都开放”，在首都西南面建设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一步步将改革开放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纵深推进，向中国腹地推进。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对发展不平衡的整合和同一吗？    经济上，我们在数量经济基础上转型升级，发展质量经济为重。关了很多高耗能厂子，比如煤炭、钢铁和小水泥。规模缩小了，产能质量却大幅度提升。工业不再只关注数量性增产，而重视科学化智能化改造。农业也不再简单要求产量，而追求新农村建设的综合质量。    国际上，也十分重视发挥同一性的作用。我们反复提战略伙伴、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这都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利益诉求和各个政治版块之间寻找到同一性，把合作的可能性更大化，以推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40年来，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由革命党逐步走向执政党的轨迹，由侧重抓矛盾斗争性到侧重抓矛盾同一性的脚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谐、同一是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

肖云儒·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

    二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中华文明的互补结构，也就是两区、两河、两路、两圈层的中华文化结构对改革开放的意义。

    如果允许我用几分钟给大家介绍中华文化，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两个区”、“两条河”、“两条路”和“两个圈”的双层互补结构。    “两个区”：农耕文化区、游牧文化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这两大生存区域，这两种生存方式、生存观。农耕文化区形成了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生存观，在守土为业生存方式基础上，发展起成熟的村社文化、家族文化，使之成为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游牧文化区则形成了一种相对动态的生存观，在移畜就草生存方式 基础上，发展起居无定所、游走生存好的动态文化。两种文化在大中华文明中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互激又互?，使之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内生力。  “两条河”：黄河、长江。“两条河”在唐宋之间接力传递，解决了中国国内发展和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问题。黄河文明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半部历史，但资源消耗过度，开始显出下滑的迹象。这时长江文明崛起，支撑起中国古代史的下半部，不但开始领跑中国，而且反哺黄河文明，同时让整个北方在休养生息中逐渐复苏。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明，虽然国力、军力不如汉、唐，但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的发展并不输于汉唐，仍然保持了世界先进地位。不同于古巴比仑两河文明的同步发展，中国的“两河文明”是在异时、异空的接力中传递的，它使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发展有了较为坚实基础。    今天的中国，以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的环渤海经济带和一带一路这三足鼎立的国家发展核心竞争力，正是中华“两河文明”异时异地递进发展的这一结构，在新时代跨出的新轨迹。  “两条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以张骞与郑和为标志的先行者开辟的这两条路，绵延几千年，拓展了中国以外向发展促内部发展的新空间，也使中国得以自古以来便一直在给人类给世界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丝路，从经济发展上看是一条链，含金量很大的钻石链。从文化精神上看是一道虹，七彩霓虹。它让我们走出去谋发展，拉起手共发展，与世界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命运共同体，像阴阳太极图那样合抱世界，共同来打造新型全球化的格局。   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发展到今天就是一带一路。正是一带一路，使中国和亚、欧、非、澳各国有了几百条航空线路、几十条中欧铁路班列、十几个陆自联运的港口，以及密如珠网的公路相连结，它让各国日渐靠近，世界畅通无阻。“两条河”使我们有实力屹立世界，“两条路”更使我们有便提的路径走进世界。陆海丝路，一带一路何止只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它本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特有的一种双层互补文化结构。   “两个圈”。我们还有着一个鸡蛋形的两圈层互补的文明结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有多少人离乡背井去海外打拼。他们前赴后继、代相传承，建立起无数的海外华人社区，使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每个华人社区，每条唐人街，乃至每家中国餐馆、每位海外华人，都是中华文化一个展示、传播的窗口，都是中华文化一个真切的形象。    这种内外两圈双向互补的文化结构，很像一个鸡蛋。我想大致可以这么认识，本土生成的中华原生文明，是“蛋黄”，融汇于异域的中华再生明化，是“蛋清”。从炎黄文化到儒家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这两大文化圈的核中之核，核心之心。  中华文化的海外融汇圈并不止是对于本土文化的传播弘扬，它与异国异地文明不断融汇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新环境下生成新的中华文明因子的过程。它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走向并融入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有传播弘扬中华本土文明的强大功能，又有生成中华外的文明的创新功能。它甚至有着比本土中华文化更为开放包容、鼎故革新、与世界接轨的活力。    中华本土文化圈是海外华人文化的源头和基础，它会不断给海外华人华侨输送生命和文化的动力和活力。同时，扬播到海外、并融汇于海外而生成的新的中华文明因子，也会反过来启示、促进、激励本土文明的创造更新，它构成了中华文明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十分活跃的一部分。它是新流脉，也是新源头，更是新动力。这是一种多么好的双圈层良性互动。   整个看，在这么双层互补结构中，“一带一路”起什么作用呢？“一带一路”就像钢筋一样，把本土文明和再生文明穿到一起，浇筑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中华文化堡垒。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串到一起来思考。

肖云儒著作《丝路云谭》荣获冰心散文奖

    三

    第三点，我想从我坐汽车跑丝路四万五千里的感受中，谈几点丝路经济带”方面的问题。

    丝路经济带的投资主体要大幅度拓展。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到了要赶快向“一带一路”出击的时候。有三个原因：    一是我们的国企央企，我们沿路看了好多，中远公司、大石油、中海油啊，很多国企央企已经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西瓜”抱得差不多了。当然还没有抱完，但是别人抱不起，只有国企央企才能抱。但是每一个“西瓜”之间需要许许多多的“芝蔴”，外包服务，学校、医院及各种服务业，才能形成良性的产业链。现在关注不够。央企太大了，顾不上也不屑于，急需中小微企业进入，填补空档。

    二是大型国有企业出去以后，往往与当地的华人几百年来营造的各种企业和经济文化脱节， 忽略了利用他们原有的经济、文化、民心的基础。中小微企业进去就可以非常贴地皮的跟已有的海外华人、华侨实行对接，因为本是同根生，都是民营企业。    三是中美贸易冲突以来，美国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怀有戒心。这个时候，也正是民营企业以民间的、亲和的面目进入丝路好时机。政府要为中小微民营企业进入加速搭建平台，提供优惠政策和有品质的平台。这是“一带一路”更新、转型的一个机遇。   丝路经济带的投资方式要变。在“一带一路”上有产业资本投资也有金融资本投资，就陕西走出去的情况看，需要大力加强丝路金融资本的运作。相对来说，产业投资的周期更长、风险更大，要尽量合理规避。    还有，“西安模式”在“一带一路”投资中，极有可能是一个优势，要根据实际情况试行。因为我们的国有大型企业一般只建设主体项目，很少将企业建设和为企业配套的社区、乡镇、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整体规划，拓展、提升项目的含金量。原来“西安模式”不就是抓一个主体项目，同时延展到抓整个社区、城市建设，让项目大幅度拓展、升值吗。甚至围绕主体项目搞一个新社区、新城，有公园、学校、医院什么的，地价相应提升，反过来反哺企业。这个经验，新疆华凌集团在格鲁吉亚实现了，他们建了一个矿山和工业园，四十亿人民币投资。然后雕工业园区，建超了整整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大社区，当地十分欢迎。    最后，我们要十分重视丝路上的教育文化投资。文教产品是增值性产品，功能积累性产品；物质产品是消耗性产品、功能衰减性产品。桌上花瓶里的这朵花，枯萎了就丢进垃圾桶了，但是这朵花如果种到心里去，它就会生根发芽，一茬茬开花。现在已经有六万个中国留学生在丝路各国留学，三十万丝路各国的人在中国留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烛光，都是种子。他们要生活六十年，而且要结婚 生子，他们每一个家庭都会是中国坐标。他们将会在那块土地沉淀、辐射、传承，这是永远在积累增值的力量。所以教育文化的投资，我们不要算眼下的小账，不要算当年GDP，它是要算六十年、一百二十年、多少代人的GDP才是科学的。